曾任江漢關監(jiān)督的民國外交家陳介

      說江漢關監(jiān)督一職是香餑餑并不為過，別看它具體管的事有限，但監(jiān)督卻似走馬燈的換了一茬又一茬。從1862年到1938年江漢關監(jiān)督被撤消以前，75年間，出任江漢關監(jiān)督人數(shù)近40人，差不多2、3年就換一個。嚴格說起來，江漢關是因對外通商而設，江漢關監(jiān)督從一開始就充當了中國外交官的角色，應付對外通商事務，與外國人打交道，處理中外糾紛等，都要有一定的外交素養(yǎng)和外交才能。所謂千人千面，良莠不齊。江漢關監(jiān)督著實不少，可稱為外交家的卻是鳳毛麟角，像擔任第三十八任江漢關監(jiān)督陳介就是其中難得的外交家。

      陳介，字蔗青，湖南省湘鄉(xiāng)同鳳鄉(xiāng)人，出生于傳統(tǒng)的詩禮之家。其父陳溶在清朝授奉直大夫，其祖陳樹典也是位飽學儒士。1902年他由浙江省選送赴日本東京弘文學院留學，六年后又到德國柏林大學攻讀法律、經(jīng)濟。長期的海外求學加上良好的語言天賦，使他不僅精通了日語、德語，還掌握了英語、法語和拉丁語，這為他日后成為出色的外交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12年陳介以優(yōu)異成績畢業(yè)回國，這時滿清政權已被武昌起義推翻，中國剛進入民國時代。北京袁世凱的北洋政府正在用人之際，應付外交商務之事正急，陳介的適時歸國無疑是個意外驚喜，解了燃眉之急。北洋政府先后授予陳介工商部主事、商務司司長、農(nóng)商部工商部司長等要職，負責國家商務要事。

      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后，中國雖然積貧積弱，但也參與了英法俄等協(xié)約國，對德國、奧匈帝國等同盟國宣戰(zhàn)。德國在中國天津、漢口等城市強占的租界，理所當然的要收回中國。1915年，陳介奉令到武漢，接收漢口的德租界。1921年，他被正式任命為江漢關監(jiān)督兼外交部特派湖北交涉員，在這個職位上他一呆就是3年。

      1921年，陳介任江漢關監(jiān)督之時，正是江漢關大樓即將建設開工的重要時期。原來經(jīng)過前幾任稅務司多次努力爭取、談判，擱置了10余年的江漢關大樓的選址和修建終于成行。1922年11月4日，江漢關大樓奠基儀式舉行，正式破土動工了，奠基大會由時任總稅務司的安格聯(lián)主持，陳介致開幕詞，表達了希望通過中國海關這個窗口，使東方和西方緊密地攜起手來，其言外之意無非是說外國人來中國管理海關應干好本份事，而不應是侵略與掠奪，應加強經(jīng)濟文化間的交流和合作。

      在陳介的監(jiān)督和管理下，三年期間，江漢關各項工作順利進行，并終于1924年1月21日勝利完工。這可是值得大書特書的事情，氣勢恢弘、巍峨的江漢關大樓，至今仍是武漢最具地標性的近代建筑，陳介功不可沒。作為江漢關的官方代表，陳介親自主持了新樓建成典禮，這也可稱得上是江漢關建設史上的榮耀。

      主持完江漢關大樓落成典禮不到一個月，鑒于陳介出色的工作能力，他隨后又調任漢口大陸銀行經(jīng)理，其后歷任交通銀行董事、上海銀行公會和上海總商會常務委員、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董事等。這基本上同他回國初期從事的國家商務要事相符，且都是實職，不是一般的人才可以勝任的。

      陳介有著優(yōu)秀的語言能力，并深諳國際事務，出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常務次長之時，正是中日關系進一步緊張的時期，日本侵華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1937年“七七事變”發(fā)生后,全國民情激憤。陳介于7月9日接見日本駐華參贊日高信六郎嚴正指出盧溝橋事變由日軍挑釁引起責任在日方,列舉出日方頻頻向平津增兵的事實揭穿日本侵華的陰謀，顯“與日本國內(nèi)外當局不顧事態(tài)擴大之聲言，完全相反”，當日高信六郎表示“日方亦應保留對該事件之一切要求”時，遭到陳介拒絕，他嚴肅指出：“深信中國軍隊并無向日軍挑戰(zhàn)意思，但對于任何外國任意增兵來華侵略中國領土主權，殊難容忍，自不得不作正常之防衛(wèi)”。由于中日實力嚴重不對等，加上日本侵華蓄日已久，雖然陳介的外交舉措最終還是沒能阻止日本侵略中國的步伐，但陳介在對日交涉中所表現(xiàn)出來不屈的民族精神和維護民族利益的堅強決心令人欽佩。

      1938年武漢會戰(zhàn)爆發(fā)不久，中國政府任命陳介出任駐德大使。對德絕交后，陳介轉赴美國紐約研究國際形勢。半年后，仍以大使名義訪問中、南美洲各國, 為爭取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zhàn)的道義支持和籌集抗戰(zhàn)經(jīng)費而辛苦奔波。1943年、1944年和1945年陳介先后被任命為巴西、墨西哥、阿根廷大使，為擴大中國在拉美國家的影響做出了努力。1949年，國民政府在大陸潰敗之際，陳介自動離職，結束了在他的職業(yè)生涯。數(shù)十年的外交生涯中，因其政績突出，他獲得過一等大綬嘉禾章、二等大綬寶光嘉禾章、二等文虎章、二等采玉章及外國勛章等，堪稱民國時外交家中的佼佼者。1951年,他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病逝，享年66歲。他為中國近代外交事業(yè)做出了自己的貢獻。